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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一大篇沉痛而慷慨激昂的讲话，用意是在激励文武大员们在局势危殆之际，拿出“同舟共济”的决心，听蒋的话，遵蒋的命，拚命地干，豁出去！打出个名堂来。岂料事与愿违，这一大堆泄气话，反而使文武大员们更加冷气攻心，一股悲观的暗流更透入了心灵。
且说行政院长翁文灏，在这次会后，更加急于求去。１１月３日，翁赴立法院会议，名为做经济情势报告，实乃变相要求去职的演说。他说道：“我平衡国家预算的努力，已经完全失败。庞大军费开支吞噬了一切，使我智穷力竭。我是全国的罪人。我已向总统再三呈辞。我是实在不堪肩此重任了。”
同一天，财政部长王云五也向蒋提出辞呈，并发表讲话说：“共党的货币战，同实际战场的战斗一样成功。共党控制广大农村，把金元券挤入城镇。随着国军控制区的缩小，涌入城镇的金元券越来越多。结果，物价飞涨，一担米由２０金元券一元合蒋法币300，陡涨至５００元，市民无法生活。我身为财政部长未能尽职，实在负疚至深。我必须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１１月３日，国防部长何应钦，也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东北之失，他作为国防部长负有责任，也向蒋引咎辞职。他说：“军事局势如此，我遗憾至深。不过国防部长不负战略指挥决策之责，战略决策是总参谋长的事。”何应钦这最后一句，是公开而又隐晦地表白：战场上一切指挥大权，全操在蒋介石一人之手，当国防部长的只是一个挂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