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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28。
[2]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69。
一、罗烽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延伸
罗烽作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继承了鲁迅，他对时代的“共名”进行追问，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的共性进行反思，有着鲁迅式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但这一切都深深地打上了不同于鲁迅小说的时代烙印，那就是“战时”的时代特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烽在30年代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对于鲁迅精神的延伸。
（一）对时代“共名”的追问
“共名”是指某个时代的一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1]。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高举的两面大旗是“民主”和“科学”，而五四新文学的中心意义是“启蒙”。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鲁迅就对五四运动的这些“共名”进行了追问，即他所说的“请循其本”。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曾写过《科学史教篇》这篇重要的论文。在这里，鲁迅看到了西方发展“多缘于科学之进步”，因此肯定科学的积极意义，还将居里夫人对镭的发现介绍进中国。但鲁迅同时如果将科学“视若一切存在之根本”，就必然使得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压制，直至陷入物质崇拜。因此鲁迅指出要“培物质而张灵明”。同样，在鲁迅看来，“民主”在中国是尤其宝贵的，也是要坚持的，但一旦将民主发展为极端，就会陷入“众数”崇拜，出现“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行者”的另一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为此鲁迅提出要“任个性而排众数”。总之，鲁迅对于20年代的时代“共名”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这种怀疑精神正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