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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山南东道的几位防御使，因为和江西不同，山南东道本是永王控制的范围。三篇制文中《授窦绍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一文的时间可能最早，制文任命永王傅窦绍为江陵防御使，侍御史崔伯阳为襄阳防御使。此制可能暗示了在永王“东巡”时，窦绍并未随其南下，而是被委任继续坐镇江陵。至于肃宗在永王败后仍旧以窦绍出任江陵防御使的目的，主要应该是出于稳定江陵局势的考虑。《授韩洪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可能是第二篇制文，在这篇制文中，肃宗任命襄阳太守韩洪为山南东道防御使。我们尚不知道此处的韩洪与之前提到的襄阳防御使崔伯阳在职务更替上有无关联。但从这篇敕书中已出现不同于上一篇制文的“今寇虐未清，邦家多事。用武之地，宜征奇杰”等语来看，委任韩洪的目的应该直接与叛军对江汉的进攻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山南东道防御使已经不再由位于江陵的官员，而是由更靠近前线的襄阳太守担任。但不管如何，在这两篇制文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曾经被玄宗任命为襄阳太守、山南道节度使的魏仲犀的身影了。《授鲁炅襄阳郡防御使制》无疑是三篇制文中的最后一篇。至德二载五月，一直在南阳抗贼的鲁炅因力竭不支，不得不放弃南阳，这篇制文就是鲁炅南奔襄阳后的创作。不过从制文中“虏不得进，江汉赖宁”等语来看，制文写作的时候叛军对江汉的威胁已经基本解除了，所以其具体的写作时间应该就在两京收复前后，而襄阳方面的负责人也至此正式变为鲁炅。